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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浅析大城市集聚——读《大国大城》有感

浅析大城市集聚——读《大国大城》有感

【摘要】《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一书是陆铭于2016年出版的一本面向大众的普及性学术著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释发展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概念,且行文深入浅出,大量采用口语化的表达和贴近日常生活的举例,且作者时时流露出的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和对城市外来移民的同情也使得本书增添了几分人文关怀的色彩。近日,通读此书,我对书中一些观点颇有感受,也将对“中国大城市集聚目前集聚不足”的言论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1 书籍内容

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讲:(1)大国大城,大有大的好处,是欧盟众“小”国求而不得的梦想;(2)大国大城,大有大的难处,权衡得失,利大于弊,问题可以解决改善;(3)建“更大的城”是解决经济、交通、污染等当前“大问题”的出路。这本书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了重要的道理,对国家发展、区域规划、个人选择都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1.1大有大的好处

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的最优规模由其规模扩大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增加的权衡决定,由于规模经济,大国和大城具有明显的好处。

1.1.1大国的好处

古代皇帝开疆扩土,统一天下,是因为大国有大国的好处,能够提高税收,分散风险,分摊军事安全成本。现代社会中大国具有的规模经济仍然重要,有利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飞机产业,技术创新,降低公共用品平均成本,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1.1.2大城的好处

是否需要大城,是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类型和特征决定的,并被国际发展经验反复验证。

一是大城来源于规模经济。目前我国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其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人口的集聚和经济的集聚带来更高的人均GDP。规模经济的三大效应:分享:分摊基础设施等投入的成本。匹配:在足够大城市中,任何微小独特的需求和供给都能够找到匹配的对象,从而实现专业化分工。学习效应:向自己学习:个人积累经验,专业化;向周围的人学习:人力资源的外部效应。

二是根据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趋势,大城需要更大。传统经济学中关于边际效益递减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成立。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可以打破,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某些产业,存在较强的规模效应,生产要素的集聚可以使高技术的劳动力和企业产生知识的外溢性,加快技术进步,资本的边际效益可能递增。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最佳的集聚程度和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可以伸缩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逐步转向服务业,规模效益不断自我强化,经济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最佳规模是在不断上升的。

三是对比国际经验,大城需要更大。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积聚落后于经济积聚。从积聚程度上看,中国的积聚程度既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与中国发展青年水平接近的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四是由于目前的“反大城市“政策,大城市规模被抑制,因此城市规模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更高的时候,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人口也更大。

1.1.3大国与大城

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区域之间,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差别除了汇率、军事安全、政治独立等因素之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不同是:国家之间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随意流动,着眼点在提高本国居民福祉。

一国之内的城市和区域间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能够充分流动,都是全国统一市场的一部分,应追求全国人均GDP整体利益,所以单个城市或区域不必追求齐全的产业门类,而应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分工与合作,实现全国范围统一市场内资源的最优配置,区域间相互依赖也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在中国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优势是中国的广阔市场,人口规模利用得好,它就不是负担,而是中国企业借助国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优势。城市化进程将带来城乡间和地区间资源的再配置,有利于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将为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如果人为分割市场,就浪费了大国的规模优势。因此,中国经济要警惕地方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市场被零碎分割。

1.2大有大的难处

国家和城市,随着规模扩大,治理成本不断上升,带来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提高,同时也带来3M(Time,Grime,Crime)。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制约了国家和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张。大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一是社会对于城市聚集的认识有待进化,低估了好处,高估了害处,希望用行政手段改变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二是由于各自集团不同利益,不愿正确面对城市化潮流;三是目前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是根据前期规划,面对户籍人口设计建设的,与当前的现实情况和将来的发展趋势有较大的偏差。

实践证明,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方式都是可变的。一是尊重需求,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目前的规划基于历史发展情况、基于户籍人口预测,据此提供的公共服务存在较大的偏差;二是调整产业结构,鼓励服务业发展。污染问题先上升后下降,这和产业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技术从低端到高端发展密切相关;三是技术和管理创新,发展轨道交通,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合理发展绿化,过高的绿化面积和街道导致职住分离,反而提高污染和拥堵;四是解决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特别是职住分离、教育和居住分离的问题,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降低污染;五是进行财政体系改革,改善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集中在市中心的情况。

如果用水、电、交通和环境、产业结构、公共服务等制约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都可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技术管理的进步而不断调整,那么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就可以继续增长。从世界上其他国际大都市的状态来看,最终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规模经济效应逐渐释放而放缓,而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并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1.3发展中大国的困境和机遇

1.3.1中国目前的情况

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当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大,城市间规模差距更小。

来看产业升级。好的产业升级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便宜,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随着财富积累,人们不甘于只挣辛苦钱,他们会投资自己的教育和技能,使自己更加聪明能干,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向老板要求更高的工资。企业也因此调整产品结构生产更高级的产品,在国际分工链条中,逐渐向上爬升。

观察中国的产业升级,普遍不是这种类型,表现在:(1)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制约消费,导致产能过剩;(2)劳动力的素质提升情况让人忧虑。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虽然在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明显变慢。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开始扩大,使大量进城农民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3)产品没有出现升级换代。

综上,政策环境引导企业用机器代替人,这些都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变得更加便宜了。于是企业用资本代替劳动,表面上看,似乎出现了劳动力升级,但实际上,产业升级并不是劳动者变得更聪明了,劳动者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然增长智慧,事实上,无论是东部由于房价推动的工资上涨,还是中西部由最低工资抬升的工资上涨,都使得工资的上涨偏离劳动生产率,从而不利于企业保持竞争力。也就是说,产品并没有出现升级换代,只是生产方式更加资本密集型了。

1.3.2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产生主要来源于生产要素的非市场化不合理配置

劳动力: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在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在GDP中占有90%的时候,城镇人口(包括城镇常住人口中的外来农民工)才刚刚超过50%。(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城市化水平低了10%。)

资本:中国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的状态。P124利率长期非市场化,人为规定了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为银行提供了管制性的存贷款利差,这个利差长期维持在3%左右,而2003年之后,通胀水平较高,实际利率低估,支持了投资膨胀。其中的资源低效率利用被银行的高额利润掩盖住了。中国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的状态,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在生产结构上出现多使用资本的现象,于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量的国民收入被资本收益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进一步压低了家庭消费,导致持续的投资和出口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土地:用行政手段严控建设用地。长期压低利率,严控建设用地规模,导致地价、房价,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地价和房价快速上升,进而推高了生活成本,进一步推高了工资水平。工资上升被舆论作为劳动力短缺的证据,但是实际上,这是生活成本提高导致的结果。

1.3.3面临的挑战和解决办法

劳动增长趋缓,人口红利基本结束;当前储蓄率已经很高,未来可能进入储蓄率下降的阶段。

解决办法:继续推动城市化。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规模化农业。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区域流动,那么不同的城市将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源配置效率。

2 城市集聚

正如陆铭教授所说“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是任何国家迈向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未来能不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就看城市化能不能顺利推进”,城市化过程本质是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聚过程,集聚是城市化的突出特征。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集聚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集聚过度,超过城市发展的承载限度,就会导致膨胀,进而引发一系列“城市病”,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相反集聚不足则会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和质量。针对“中国大城市集聚目前集聚不足”的言论,个人观点如下。

2.1《大国大城》相关观点

2.1.1大城市存在集聚效应

所谓集聚效应即经济学中所说的规模经济,一方面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使得市场扩大,也更加多样化,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大城市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方面的边际成本相比规模较小的城市更低,所以大城市的人均基础设施投入更低,且由于高密度的居住方式,人均能源消耗也更低,在大城市中生活是更经济、环保的生活方式。

2.1.2尽管存在外部性,但市场仍然是配置生产要素最有效率的手段

目前我国虽然在商品流通方面基本实现了市场经济,但是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的市场化流通仍然阻碍重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仍然面临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仍旧无法成为农民的资产实现自由流通、而国家金融体系管控下的金融资本市场仍然存在严重的扭曲,大量本应流向回报率更高的东部沿海大城市的资本,却因为行政力量的扭曲转而投向中西部搞不切实际的工业开发和新城建设。

2.1.3大城市的产生与地理因素密不可分

陆铭教授根据其前期研究,认为港口条件是大城市集聚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距离大港口半径500公里的范围内,集聚效应由近到远逐渐降低,500公里以外则没有显著差异。

2.2集聚与城市集聚

2.2.1相关概念

从经济学角度看,集聚是指资源、要素和各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势和过程,集聚机制的作用存在一定惯性,它能够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形成巨大的经济效应。集聚一般分为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集聚。人口集聚是指人口由分散的广域空间向相对狭小的空间密集的过程。产业集聚就是某些产业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集聚现象。相对于人口的集聚,产业的集聚是更加长期的过程。

城市集聚可以定义为各种经济活动在城市中的集聚现象,这种集聚是在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基础之上,同时,经济活动的集聚又会导致基础建设、社会活动、环境等方面的集聚,因此可以睡,城市是一个集聚体。

城市集聚即城市中经济活动的集聚,必然会引起城市中其他方面活动的集聚,比如各种社会活动的集聚,基础设施使用的集聚,环境污染等的集聚。

2.2.2从人口集聚角度看城市集聚

举个例子,上海市在2000年的时候人口1600万,当时做了一个规划,预计2025年人口达到1800万,不曾想仅仅四年之后的2004年,上海人口就达到了1800万。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是迅速的。2019年全国共计新增人口467万,其中新增人口排名前四的城市为杭州,深圳,广州,宁波,新增人口数达30万以上,从人口聚集角度来看,城市集聚的程度还是很高的。

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城市化、都市圈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几个过程。2019年我国大城市新增人口占整个新增人口的一大半,很容易看出来,我国已经度过了城市化的第一阶段,进入了城市都市圈化的开始阶段。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城市将强者恒强,一方面从广大的农村和城镇吸纳人口,另一方面从都市圈之外的低能级城市吸纳人口。

究其背后的原因:大城市和都市圈内部拥有更高能级的产业,高能级产业带来高工资,高工资吸引高精尖人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聚集又推高了教育医疗水平,从而使得城市更加集聚。

2.2.3从经济集聚角度看城市集聚

陆铭教授指出,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应该依经济发展界定,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及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经济集聚特点——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纷纷兴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规模也不断扩大。之后,伴随着知识溢出效应的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现象也越发明显,而集聚效应在我国城市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从制造业就业的空间分布上看,我国总体存在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有所加强;从人口流动角度上看,集聚效应还不断推动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大城市的集中;而从高技术行业的地区分布变化上看,我国高技术行业就业总体也存在着向东部地区集聚的发展趋势。

经济集聚效应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大,城市规模的变化会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实证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扩张中,不同技术的劳动者在就业中的受益程度是不同的,经济集聚增加了低技能生活性服务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同时,经济集聚也使得大学生就业不断上升,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向中低端服务业流动的趋势也在逐年增强。但是,从城市规模对劳动者收入增幅的影响上看,大城市中高技能、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幅显著高于低技能人群。

综上,经济集聚会增加该地区的就业机会,资源和技术的集聚也愈加明显,地区的集聚力优势更加突出,从而吸引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出现人才的聚集,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规模。然后,虽然我国城市经济也比较集聚,经阅读《大国大城》以及相关微信稿,了解到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胡焕庸线(瑷珲—腾冲一线)。根据2000年中科院国情研究小组的研究,从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线)的东部集聚了中国94%的人口和96%的GDP,这一比重从1920年代胡焕庸线发现到现在,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当我们讨论中国的人口集聚的时候,其实可以把中国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线)左边的整个西部忽略掉,我们讨论的是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线)的东部。在这一前提之下,如果把中国的情况与一些欧美国家相比较的话,中国的经济活动就过于分散了。

2.3城市集聚的分散力

由于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出现了房价过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人均收入差距大等分散力,抑制了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大国大城》一书中,陆铭教授认为,对于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和公共交通的不发达,不少国际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的城市居民出行交通选择中一半以上会选地铁出行,自己开车出行的人很少,陆铭教授认为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良药,中国大城市的地铁建设还远远不够,未来应该实现城区500米范围内就有地铁站。

对于大城市的污染问题,陆铭教授认为城市污染与城市人口数量的关系并不大,真正造成城市污染问题的是城市的经济结构,欧美大城市在历史上也曾面临严重的污染问题,后来通过工业的迁出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欧美大城市的环境质量已经得到大幅提升。陆铭教授进一步认为,大城市因为人口密度高,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更高,且人均能源消耗也更低,教授列举美国两个典型城市亚特拉大和洛杉矶,亚特兰大因为城市人口密度远高于洛杉矶,使得亚特兰大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也远低于洛杉矶,由此教授得出结论大城市高密度的居住方式更经济环保,中国现在许多大城市所推崇的低密度街区规划模式存在着许多问题。

所以,我国大城市集聚较一些发达国家目前还存在集聚不足的问题。

3 总结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必须十分重视城市的集聚性问题,对大城市集聚程度的分析不能仅从某一方面表述,而要尽可能全面的分析。从相关论述来看,经济集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城市集聚程度,因此,城市管理者和决策者在对城市集聚性进行调控的时候,应当从构成经济集聚性的指标着手,也就是说,通过改变经济集聚性来促进或城市集聚。另外,在今后的发展中,城市政府应高度重视环境问题,设法提高城市环境集聚性,这样的举措,一方面可以改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通过环境集聚调控城市集聚程度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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